Z博士的脑洞|从不卫生的五星级酒店看“滞胀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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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9-02-27 21:56

  很多人在问,中国经济究竟怎么样?中国经济究竟怎么样,是一个综合命题,以中国和中国经济如此大的体量,及其所处的复杂内外压力下,很难直截了当就说出一个“好”或“不好”完事。不过,复杂难懂的经济数据,或会汇集成一些“图景”,在社会民情中体现出来。因此,注意一些“身边事”,未始不是获取经济信息的一种方式。

  社会现象之所以能够成为“现象级”事件,无不是背后有一定普遍性规律存在,其中不少应当用经济来解释。道德谴责,可以治标,但经济逻辑,可以治本。

  一个社会事件——不卫生的五星级酒店

  2018年,同往年一样,有许多为大家所关心、热议的社会事件。比如,五星级酒店“卫生乱象”事件。2018年底,微博大V@花总丢了金箍棒曝光了万豪、喜来登、香格里拉、希尔顿等知名五星级酒店存在严重卫生问题,并拿出视频“实锤”,证明服务员在打扫时,用客用浴巾、方巾当抹布,擦洗手池、浴室墙面、杯具甚至马桶,引起轩然大波。

  事件中受到舆论关注的,主要是酒店们和服务员们的“道德”问题,以及消费者“维权”的一贯困难问题。

  但抛开这些,看看经济方面的解释。很多行业内部人士的分析,倾向于认为服务员工资较低,酒店将大量服务工作外包以降低成本,是难以监督服务质量的主要原因。

  这个原因是否看起来如此熟悉?近些年,在其他如各种幼儿园虐童等事件中,都出现了这个理由,即:工资太低,没法找到合适的人。而且,相对这种“工资太低”的“成本太高”现象,整体服务产品的终端输出价格却不低,无论是五星级酒店房价或私立幼儿园教育费用,甚至在近年来涨幅颇为令人咋舌。

  说白了,卖得这么贵,而且卖得越来越贵,却只愿意花更少的钱来雇佣工人,而且越来越“抠”。这是怎么一回事?

  表面上看,这是一个“贪婪”陷阱,妥妥的“黑心”老板形象。但是,涉事地区、品牌等如此之广,或者不能只是一个道德大棒就可解释的。

  究其根源,不如看看“滞胀”困境?

  “滞胀”这个历史“怪物”

  什么是“滞胀”呢?可以理解为“停滞”+“通胀”,指的是国民经济同时出现通货膨胀和经济下滑。

  一般来说,我们认为,当经济增长停滞,进入紧急危机或萧条阶段,失业率必然增加,而工作不足会导致需求不足,因此物价自然下跌;反之,在经济繁荣阶段,则失业减少,物价上涨。

  但是,在上世纪70年代,出现了一种“怪”现象,就是:经济增长缓慢或停滞,失业大量发生,但物价却持续上升,通货膨胀加剧。

  整个70年代,西方七大发达工业国经济增长速度都比50年代和60年代下降了。日本除少数年份外,基本保持了高速增长;法国西德和加拿大可谓是喜忧参半,一半时间是低速增长,一半时间是中速甚至高速;意大利增长总体缓慢,美国在1970年、1974年和1975年出现了负增长,英国则有7个年份的增长速度低于3%。

  上世纪70年代失业情况与经济增速大致相当,日本的失业率比五六十年代高,但总体不高;西德在1975年以后都超过3%,而其1966-1973年的失业率只有0.9%;其余国家,如美国、加拿大、意大利和英国的失业率则一直保持较高水平。

  与此同时,通货膨胀情况却出人意料的严重,通胀率普遍高于8%这个国际上的恶性通胀标准。意大利首当其冲,通货膨胀指数1973年起连续7年是双位数;英国有5年达到双位数,1975年竟超过20%达到24.3%;美国、加拿大、法国、日本的情况也相当严重,不少年份通货膨胀率达到或接近10%,其余也多在5%以上。

  在这种情况下,经济界给了这种“奇特”新景象带上了一个“滞胀”的帽子。

  不是“滞胀”,不妨碍逻辑

  大家可能明白了“滞胀”是什么,但转而就会问,既然如此,我们怎么能够算得上“滞胀”?

  的确,传统地说,“滞胀”可能是指的经济发展停滞、物价升高、失业率升高,从这个意义上说,我国经济增速虽然有所下降,但仍然属于中高速,且在全球依旧名列前茅,CPI指数和全球一样基本保持了不大能够涨得起来的态势,失业率更是长期稳定几无波动。无论是经济的低增速3%底线、物价恶性红线8%通胀率,咱们都离得远着呢!

  这么说当然也对。

  但是,没有达到国际或传统“滞胀”标准,并不阻碍滞胀产生的逻辑正在发生和影响着宏观经济现实环境。

  目前,我国经济增速虽然仍然较高,但下降趋势较为明显,处在“L”型的探底阶段,某种程度上可说是边际的“滞”。而这些“低薪高强度”工作,或也预示着就业市场的不易。

  从物价看,如果看看近十年的工资增长和房价增长率,会发现,以北京为例,平均工资收入近十年累计增长不足150%,房价的累计涨幅却超过200%。更有意思的是,工资增长率与房价增长率差距峰值的三个年份分别是2010年、2013年和2016年,而这三年都发生在央行多次降息通道中,此后又发生了著名的“钱荒”。从通货膨胀率看,这三年都发生过通货膨胀率的上升,其中,2010年的通胀率上升较慢,持续较久,数值较高,到2012年年中后才降至3%以下。后两次则通胀的上升较快、越来越不明显、且短暂。这实际上或也可以解释为,十年来,在经济周期性下行过程中政策不断对冲,而对冲效力不断边际降低的结果。

  “滞胀”的逻辑

  从美国上世纪70年代的“滞胀”来看,普遍被认为两方面作用很大。一方面,1973年,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,石油输出国组织的阿拉伯成员国决定大幅减产,致使油价暴涨,上涨幅度比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1972年整个期间的涨幅还要大。引发了成本拉动性的通货膨胀;另一方面,战后的美国政府过度迷信和使用凯恩斯主义政策扩大总需求,使得过剩的生产能力得不到及时调整,不断加强的对经济反危机干预,用扩张性的财政政策与宽松的货币政策刺激了经济增长,导致货币供应增长大大超过了国民经济发展需要,从而引起持续的通货膨胀。

  可想而知,内部政策是主因,石油战争是推手。当美国经历过“黄金时代”,其经济在70年代处于经济周期中的下行期,社会需求不振,经济增长乏力,凯恩斯主义开始无能为力。须知,“病根儿”已经种下。当国际形势发生变化,跟随着能源危机带来的石油价格大幅上涨,还有粮食危机,70年代上半期出现了世界性的粮食短缺,粮价大幅上涨,越南战争等也带来军费扩张,均加剧了通货膨胀。如果停止政策刺激,经济就会下滑。采取紧缩的政策,则导致利率大幅上升,投资减少,失业增加。1971年尼克松甚至采取了更加猛烈的手段,颁布了“新经济政策”,其主要内容是对国内工资、物价和租金直接进行管制,将之“冻结”,目的是“制止工资——物价的螺旋上升,减弱通货膨胀的心理预期”。

  然而,干预措施往往顾此失彼,危机干预反而制造出新的危机。

  事已至此,在种种“左右为难”中,“滞胀”让大家无所适从。

  应对问题解决问题的方案——市场化

  中国经济当然没有陷入“滞胀”,我们的经济韧性仍然很强。但是,从历史看今天,许多曾经在“滞胀”中出现过的因素,在当前也或多或少地出现过,并且也出现了相同或相似的影响。值得我们警惕。

  “滞胀”成为历史上的重要现象,又一次改变和充实了经济学的认识。

  对于“滞胀”,许多学者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研究,提出的意见建议对于现实中的我们或都发人深省。

  比如,以米尔顿·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学派认为,那时美国通货膨胀率居高不下的根源在于,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超过了市场实际需要的数量;供给学派则认为,是高税率阻碍了企业及私人储蓄与投资,导致生产率增长缓慢;奥地利学派认为,失业和通货膨胀并存的现象是国家干预造成的;新剑桥学派认为,滞胀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赤字财政和通货膨胀政策的后果,主张政府主导收入再分配,缩小社会的贫富差距。

  总体而言,大家都意识到国家干预政策作用的有限性,提议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调节之间的相互协调。

  此后,我们能够看到的是英国和美国的大力改革。英国“铁娘子”撒切尔政府紧缩银根,控制货币的供应量,缩减政府开支。美国里根政府推行了大规模的减税计划,通过了坎普-罗斯减税法案和1986年税收改革法,投资者的税后回报率增加了140%,美国由净资本出口国逆转为资本净进口国。“滞胀”的阴霾才一点点消散。

  而中国近年来的“供给侧结构性改革”,也正是在基于国情及发展阶段的基础上,做着相似的探索和尝试,控制货币的供应量、缩减政府开支、减税等,都在不断推进。

  说到底,“滞胀”是一种用扭曲市场机制来治疗市场机制扭曲带来的怪病,越多干预,病得越重。“市场化”就是治疗“滞胀病”的一剂良药。

  后记

  有人说,需求不振,滞胀不可能产生。发生“滞胀”之前,人们也这么以为。

  当然,对于今日中国,所谓“滞胀”困境,也许只是表象上轻微的类滞胀标志,但抓出背后的相似逻辑,却有助于我们理解当前经济问题,避免相似的错误,并利用相关经验教训予以解决。

  当然,我们也必须看到,即使英国、美国等,当年也是曾经一筹莫展进退维谷。在应对“滞胀”的过程中,其也不可能同时完成所有的经济目标。即使“滞胀”已去,但影响滞胀的内在不平衡因素调节并未完成,当下的社会贫富差距扩大便是一例。

  历史总是相似,但又有所不同。当前时代,许多经济因素又在发生新变化,复杂性进一步加强加深。但是,在不放弃危机干预的前提下,更好地认识危机底线、更合适地使用干预、更加尊重和敬畏市场,始终是经济发展的良药。

  (作者万喆为经济学家,澎湃新闻特约评论员)